193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，阴山脚下的敕勒川草原上突然乌云滚滚，狂风四起，风沙夹裹着枯草肆虐般旋转着，仿佛要把苍茫的田野撕碎似的，紧接着大片的雪花随风飘来，天色骤然昏暗了许多。
正在北洼子放羊的铁蛋知道暴风雪就要来了，急忙把散乱的羊群归拢好，准备趁着雪还没有下大之前赶回钱家营子。
钱家营子屯地处敕勒川草原南部的额尔德尼河畔。相传这里从前叫东沟营子屯，后来一户姓钱的财主搬了过来，修建了高宅大院，购置了土地牛羊，渐渐地财大气粗了，便以自家钱姓取代了东沟，将东沟营子改为钱家营子。
究竟什么时候改的如今已无从考证，据上了岁数的老人们说，自打清王朝的光绪年间就这么叫了。
钱家富得流油，远近几十里声名显赫，可屯子里的老百姓不仅没沾上一点儿光不说，反倒全成了这个全屯子仅有的一户钱姓人家的下人，一百多户几百口乡亲不是钱家的长工就是佃户。
要说这钱家的钱财有多少谁也没见过，可钱家的土地多得一眼望不到边，却是童叟皆知。有人为此打过赌，骑匹快马从钱家出发，任意朝某个方向疾驶狂奔，人累了，马乏了，停下来一打听，东家还是钱家老爷。
铁蛋是个放羊娃，自打九岁起就给钱家放羊，至今已经四年了。
这个蒙古族孩子生就一副摔跤手的身材。宽阔的肩膀，凸显结实有力的浑厚；瘦瘦的脸庞，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；尤其是那双乌黑深邃的眼眸，在长长的睫毛下机灵地闪动着，在精明之中夹杂着几分顽皮，显得格外天真而可爱。
铁蛋挥动着鞭子，羊群跑动起来。眼瞅着就到屯子边上的北洼子了，突然，远处传来几声马嘶声，铁蛋定睛一看，从阴云笼罩的小路上急匆匆驶来两匹高头大马。
骑在马上的人，一个戴着大盖帽，两个耳朵被两块毛茸茸的耳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与满脸的连腮胡子混在一起，黑乎乎的，跟座下那匹大青马的颜色差不多；
另一个骑的是匹枣红马，挎着大洋刀（日本军官佩戴的军刀），戴着金丝镜，脸白得发面馒头似的，可胡子却留得太绝了，四外圈剃得溜溜光，偏偏在鼻子底下正中间留着那么一小撮，冷丁一瞅活像趴着一只“屎壳郎”。
马屁股后面紧紧跟着十几个连跑带颠的日本兵。看来路途不近乎，一个个帽子上沾满白色的冰霜。领头的那个抢刺上挑着一面“膏药旗”，手里还牵着一条伸着舌头喘着粗气的大狼狗。踏碎的尘土在狂风中四处飞扬，恰似平地里刮起一股邪风。
不好！我的赶紧告诉乡亲们去！铁蛋正要拔腿跑开，忽然发现这两匹马正踏着细碎的小步直奔钱家大院而去，后面的鬼子紧紧跟在后面。
嗯？咋回事呢？
铁蛋停下来看个仔细，只见离鬼子兵不远还有一支百十号人的队伍，正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，原本是两列纵队跑步前进，如今早已没了队形。跑在前面的都蚂蚁翻蛋似的挤在一起，后面的就羊拉粑粑蛋一般哩哩拉拉地甩出八丈远。
从穿着打扮和行进的姿态上看，不像是日本人。
那是什么人呢？
铁蛋把目光又投向前面那个戴大盖帽的。此刻“大盖帽”正弯腰弓背地跟那个跨洋刀的“屎壳郎胡”说着什么。铁蛋认出来了，这个“大盖帽”不是别人，正是钱家的少爷钱连升。
嗯？他不是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吗？咋像个太监似的跟日本鬼子点头哈腰地套上近乎了呢？
铁蛋早就听说这小日本最不是物了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前些日子，几个鬼子闯进乌兰察布的一个村庄，见到牛羊就抢，见到姑娘媳妇就祸害，临走时还把几十口老百姓关进一间大房子，然后放了一把火，结果，全屯子只跑出来一个小孩，其余的都烧死了……
钱连升为啥跟这些个不是人的玩意搅和在一块了呢？铁蛋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。
在铁蛋的记忆里，钱连升是“九一八事变”那年的“重阳节”那天回到钱家营子的，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三个散兵。那时他虽然还小，但屯子里突然多了几个身穿黄军装扛着“汉阳造”（一种国产的步枪）的陌生人，不能不让他感到很稀奇。
铁蛋和黑小子、小不点儿几个小伙伴瞪着好奇而惊恐的眼睛在人前背后释放着疑惑，最后终于在一些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了答案。